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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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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没有这么酣畅的一口气读完一本书了。 《城记》用大量史料、真挚的感情和理性的思考，介绍了北京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坎坷命运。不知怎么的，这么一本不是建筑界业内人士写成的建筑学著作，却改变了我对北京城的看法，甚至大大的改变了我的建筑审美。它留给我不是某门具体学科的知识，而是一连串的问号。 我以前的建筑审美是什么样的呢？虽然以前也意识到人体尺度与建筑比例在构成建筑美方面的重要作用，但并没真正把它纳入我的建筑审美。个人的感觉和对形式的兴趣好像主导着我对建筑物的审美。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喜欢什么样的建筑。《城记》中的一些讨论，再次使我重视尺度，但什么样的尺度是好的，什么样的不好，还是说不清楚。若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走在天安门广场上，可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无边无际的花岗岩地面反射起来的光刺得人睁不开眼睛，若不是横穿广场的路程近些，我绝不愿冲进广场去被太阳烤，一定会绕到前门大街的树荫下去。梁思成在 1958 年就反对把天安门广场建得如此之大，他说，这不符合人的尺度，是人掉到沙漠里了。我是真的有掉到了沙漠里的感觉。但在 1959 年，梁思成似乎就放弃了当初的主张，提出了什么“生物学的人”，“政治的人”“新社会的人”，反倒觉得大尺度正好适合伟大集体的尺度。真是怎么说都是理。人民大会堂也被梁思成指为“小孩放大”，我却觉得它起码在外观上很雄伟，没有什么明显的缺陷。 怎样把握尺度？ 怎样把握“民族形式”？ “中而新”是个什么样子？ 建筑设计的标准是什么？ 怎样对待古建筑？ …… …… 建筑审美需要主见，主见需要真知。 50 年代中期，毛泽东同志发起了对“大屋顶”的批判，他说，大屋顶有什么好，道士的帽子和龟壳子。梁思成也因此受到批判。一时间，大屋顶被各国上下贬得一无是处。但到了 50 年代末建设国庆工程时，在动员大会上万里同志明确指出：“如果认为琉璃瓦大屋顶能搞出高度艺术水准就可以尝试搞大屋顶。”于是涌现出民族文化宫，农展馆，北京站等一系列大型的大屋顶建筑。正说反说都是话，几年前一无是处的东西几年后大加重用，这不是很有戏剧性吗？ 很困惑，更困惑了。 但这困惑的一大益处的使我不再迷信什么建筑评论。可以影响建筑评论的因素太多了，建筑评论的写法也太多了，争不清楚，只有自己留下真知，心里明白。即使一时心里不明白，也莫不可轻信别人，说不定过两天他就改旗易帜了。 《城记》讲的是北京城的是是非非，留给我的却是对整个建筑及规划事业的思考。同时，因为更了解北京城的过去了，似乎对它的感情也就更深了。 04/07/24[BAC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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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在公车上驶到北京西站附近时，我突然重审了我的建筑审美观，甚至似乎是在一瞬间，我把功能推到了建筑审美的第一线。 功能至上。人体尺度也好，美好的外观也好，其实都只是功能的一部分。所谓建筑风格，只是建筑对艺术的应和，不是建筑的灵魂，功能才是。如果一座建筑因为它独特或重要的风格而被记住，那么它只是一件艺术品；真正好的建筑是功能好的建筑，但它可能不一定会历史记住。 这一想可能直接来自对北京西站大屋顶的遐想。当年在报上网上看到不少对北京西站造型的批评，记得一个形象的批评是：好像站在巨人的裤裆下面。但多年后的今天，很少再有人对批评它的形象了，但批评却更多了，甚至把北京西站逼成了北京市的败笔。为什么？就在于功能。我至今出站还有可能迷路，不免也要暗暗骂两句。 不同类型的建筑有不同的功能，像北京西站这样的大型公共建筑，其交通组织的功能非常重要；住宅或别的建筑又会有它们非常重要的功能，比如舒适，美观，象征意义等等，都可列入其中。 看几张照片就判断那建筑的好坏，纯属扯淡。 04/09/11[BAC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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